上班族既担心收入增长的速度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又纠结于行业收入有别，自己的收入“被增长”

　　来自安徽农村的王素芬是苏南一家电子装配制造企业的产业工人，这两年，公司连续加薪，月工资从1500多元，涨到了2000多元，但最忙的时候，每天加班加点工作，月收入也只有2500多元。

　　而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今年一季度，江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666元，苏南经济发达地区还会高一些。

　　“我不期待每月六七千元的高薪，可是，每月2000多元的收入，根本融入不了城市生活。”是返乡，还是留下来？小王陷入了两难。

　　不仅产业工人、外来务工人员等城镇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不同地域、行业、企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拉大，一些所谓优势行业，比如金融、通信、电力等行业职工薪酬水平明显高于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私营单位平均工资仅为非私营单位的61.5%，最高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之比是3.96∶1。在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占全部就业人员41.2%的制造业、建筑业就业人员，其年平均工资不仅低于金融业的8.97万元，也比平均工资水平分别低0.51万元、1.03万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4月发布的一份调查研究表明，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扩大，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大于城镇内部。收入越高，其收入增长速度越快；反之，收入增长速度越慢。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金融学专业的邢娟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干财务工作。由于人少活多，她常常要加班。两年过去了，她的工资从上班之初的3000多元涨到了6000元。和自己比，她觉得还算满意。

　　然而，最近一次同学聚会，让邢娟感受到了“行业有别”。邢娟说，同班同学小范毕业后去了一家金融机构，工作强度与她类似，上班之初，月薪也只有3000元。两年过去了，月薪涨到了1.2万元，几乎是她的2倍，这还不算年底的奖金。

　　在生活压力下，很多上班族既担心收入增长的速度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又纠结于行业收入有别，自己“被平均”、“被增长”。收入差距拉大，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一种现实焦虑。

　　机制不合理，同工不同酬

　　造成目前收入水平差距拉大的原因，有体制机制不配套等问题，也有寻租、垄断等非公平因素

　　不同行业性质不同、对经济的贡献度不同，收入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在情理之中。收入水平还与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人们的收入也会存在一定差距。

　　但是，目前收入水平差距拉大还源于制度设计不合理、体制机制不配套等多种不合理因素。比如，由于用工制度不同，有些人因为身份、编制的不同，干同样的工作，收入却不相同，这就让人感到不公平。

　　大专毕业后，陈力扬进入山西太原一家国企，成为一名设备维修员。不过，他虽然走的正规招聘途径，最后签合约时，却是与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签。5年来，虽然工作稳定，他还是感觉到了自己与正式编制员工的差距。

　　陈力扬和正式工承担的工作完全相同：白班夜班倒班上，半个月轮换一次，但他月收入在3000元左右，而正式工比他高出1000多元。

　　陈力扬说，除了收入有差距，他和正式工的保险也不一样。作为劳务派遣工，他的保险是三险一金，而正式工全部是五险一金。“整天和机器设备打交道，却没有工伤保险，万一工作中出点啥问题呢？这很让人担心。”

　　除了劳动关系中福利有别、“同工不同酬”外，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一些企业、机构钻制度空子，打政策“擦边球”，通过权力寻租、垄断经营等非公平因素，拉大收入差距，也加重了部分群体的焦虑情结。

　　“辛辛苦苦几十年，不如单位一套房”。6年前，大学毕业的周妍与北京望京一家外企签订了工作合同，虽然工资不低，但没有住房，一直租住单位附近的一套小居室。同学王姝进入了一家国有单位，工资比周妍低一些，但王姝一上班，就以低于市场1/3左右的价格，分到了单位“团购”来的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

　　几年下来，虽然周妍的月薪还是比王姝高一些，但由于房价上涨，王姝的家庭财富已相当于周妍的两三倍。

　　和周妍一样，不少在城市打拼的人，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着财富，却在无形中输给了靠“财富致富”的人。“有房子，还是没有房子”、“有一套房，还是几套房”，已成为家庭财富的最大差别。

　　给劳动者“劳动致富”的信心

　　让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得到公平合理的回报

　　革除不合理因素带来的收入鸿沟，首先要加大税收调节力度，用财税杠杆有效调节财富的二次分配。

　　郭清在北京一家旅游企业做市场开发。12年前，他从湖北老家只身来到北京，经过多年打拼，已经在城市站住了脚。他认为，目前的个税政策，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工薪阶层，而企业的管理层靠绩效考核等拿高薪，很容易逃避个税政策。

　　郭清举例说，像他这样的公司员工，每个月五六千元的工资，个税一两百元，公司部门主管每月七八千元的工资，个税也只有几百元。可由于这几年旅游热，市场火，公司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每年年底都有几万甚至十几万的年终奖金，而这都由公司垫付个税，完全是税后收入。像他这样的基层员工，年终奖则十分微薄。收入差距一下子拉大了。

　　“缩小收入差距，财税政策有很大空间。”郭清认为，当前，应加强企业财务管理，堵住企业为个人垫付个税和混淆个人消费、职务消费的现象，真正发挥个税在“限高、扩中、提低”收入分配结构中的调节作用。

　　其次，应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保证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得到公平合理的回报和补偿。特别是由于“用工双轨制”，同工不同酬，“干同样的工作，拿不一样的工资”，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劳务派遣人员总数已达3000万人，主要由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大中专毕业生构成，大部分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95%以上派遣员工派遣期限超过1年，有的企业使用派遣工的平均工龄超过5年，个别企业甚至超过10年。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劳务派遣岗位都是长期性岗位，已背离了法律规定的“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范围。改革用工双轨制，促进用工制度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真正实行按劳分配、“同工同酬”、统一管理，已经不容迟疑。

　　第三，抑制垄断行业薪酬增长高等不合理现象，规范高管人员薪酬，缓解收入分配矛盾。

　　由于一些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强势拥有国有资源，其资源控制能力、市场份额以及市场话语权（主要是商品定价能力）远高于一般企业，在财富分配格局中明显占优势地位。不仅普通劳动者与垄断国企员工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国企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甚至更高。

　　对此，一些专家建议，可通过采取提高资源税率、提高国企利润上缴比例等方式，对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的利润进行合理再分配。

　　当然，缩小收入差距，不等于每个人收入的均等化。收入有差距，是按劳分配原则的直接体现。对于部分劳动者取得的合法高收入，应予以鼓励和支持。归根到底，面对财富，每个人都要摈弃“不劳而获”的思想，谨记“勤劳致富”的古训，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努力学知识、长本领。“多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这是增收致富的根本。

　　观 点

　　专家热议：

　　让财富分配更公平更合理

　　中央财经大学统计学院院长贺铿：应该限制高收入，提高低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对央企高管的工资，应该设上限。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税收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凸显。要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实施大规模的国家减税计划。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收入分配改革不是要重新实行“平均主义”和“大锅饭”。而是必须坚持鼓励合法致富的原则，这种鼓励的核心在于符合社会公平与分配正义条件下的合法致富。要让劳动者从一般意义上的“劳有所得”转向“劳有所值”，持续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中国社科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王延中：必须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全面考虑、统筹协调，平衡好不同群体成员内部与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政府要通过各种手段缩小收入差距，加大保障力度，尤其对于农民，实现其社会保障水平与城市的接近，降低基尼系数。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最大的不公平，是一些个人或群体获得了不应该得到的收入和财富，这主要与国有资产及其收益的分配相关。所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是要解决由不合理的制度性安排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和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收入差距过大和收入分配不公是现在收入分配体制的两大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不公，更为迫切地需要解决。亟须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收入、寻租收入和垄断性收入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今天贫富差距看上去的根源是收入差距的增加，但是实际上其深层次源头来自于机会不平等。我们的机会不平等很大的问题是孩子们一开始受教育的时候机会不平等，造成了将来择业的时候机会不平等，择业的机会不平等又造成了收入的不平等。（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